近二十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不能简单的解释为“衰落”。事实上美国政客们对就业和贸易逆差的关注掩盖了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事实：即通过聚焦高端制造业，各行业不同程度的集散改变，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等方式维持了核心竞争力。

但美国制造业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一系列发展中的问题，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未预期、非合意的结果，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真困境”：“美国创造”和“美国制造”间的“死亡谷”难跨越；发展高端制造业以维持技术优势竞争力与就业短期目标冲突难平衡；“要弹性”还是“求效率”难兼容；“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利益分化难兼顾。

美国是以危机驱动进步的国家，金融危机更是触发了经济社会和政府对制造业复兴的反思，“衰弱论”逐渐形成，其真正目的是加快产业升级和质量优化，巩固竞争力和绝对优势。本文试图抛开美国政客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叙述方式和大选中制造业议题的政治卖点，从更直接客观的指标考察美国制造业的变化，以论证美国制造业正持续增长，且竞争力在其他发达经济体中仍在前列。通过阐述美国制造业增长态势和结构变化、发展升级过程中面临的真困境，总结对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启示。

美国制造业真的衰落了吗？

尽管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在大选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锐，但至少有一点是两党共识，即“重振美国制造业”。自1992年以来，双方都选择了大打制造业牌。克林顿根据其公司税制改革提议，认为必须阻止美国制造业公司“向海外运送工作”；希拉里曾表明其经济计划中心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扶持小型企业；特朗普曾宣称，美国“不再制造东西了”，“我们必须将苹果及其海外公司带回美国”。拜登也指出，“制造业工作对于支持充满活力的中产阶级至关重要”，这反映在美国制造业很多业务大规模迁徙国外，提供的就业机会锐减。

上述竞选叙述使一种观点广为认知，即近几十年来美国制造业正处于螺旋式下降阶段。其判断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标准有三：

第一，这段时期美国制造业的增长是二战来最弱时期。从纵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整体规模的缩小。1970年， 美国制造业产值占GDP的24.3％，是2018年的两倍。当前，美国制造业总产值占美国GDP的比重为12.4%，始终无法到达20世纪50到60年代水平。从横向比较看，美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的规模萎缩。美国制造业占世界份额从1970年40%下降至17.4%。

第二，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下降。这是美国政客最惯用的言论，也是最能引起民众对美国制造业实力担忧的论断，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制造业在美国总体就业人数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均表明美国制造业的萎缩。1987年，美国制造业是劳动密集型部门，制造业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8%，大大高于其他行业56%。但1987年以后，其制造业中劳动力份额急剧下降。1987年，制造业的劳动报酬占私营企业劳动报酬的的20.1%，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10.9%。与此同时，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在1987年至2011年期间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33.4%。2013年，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比1960年减少340万。

第三，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至9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业贸易赤字都相对较小，每年从未超过1310亿美元，并且从未超过GDP的1.7％。1998年之后，贸易逆差开始急剧上升，2017年达到5680亿美元的峰值。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贸易逆差与其就业岗位流失有关。自2000年以来，在贸易赤字增加的时期，整个制造业失去了500万个工作岗位，这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制造业衰落的论证。

事实上，美国政客长期以来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关注掩盖了美国制造业基础持续扩张的重要迹象，对美国制造业贸易逆差的考量容易误读其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更直接的生产率指标表明，美国制造业并非真衰落。

（一）美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近40年

相对国内其他部门，美国制造业仍是国内领先的增长部门，生产率增长超越美国GDP增长速度。1960年至2014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整个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1.18%，同期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整个经济劳动生产率快1.51%。从2009至2019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以2.2%的年均速度增长，达到2.5万亿美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长要快的多，也明显快于同一时期世界平均-1%水平。美国制造业总产出和人均产出的增长快于整个经济增长，特别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以外的其他行业，包括运输设备、医疗设备、机械、半导体、交通设备和机动车的增速均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水平。 

相对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状态良好。2019年，美国制造业产值是日本和德国总和的2.5倍。如2010年到2019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美国GDP比重增加了2.19%，与此同时，全球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却下降了0.99%。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在整个美国经济重要可与日本及欧盟等主要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制造业增长也远高于英国和法国，甚至超过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尽管美国制造业产出相对世界产出的占比下降，但可以看到经合组织其他所有国家的制造业产出所占份额均在下降。美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下降了3.5个百分点，至15.3％；日本的份额从10％下降到7.9％；欧元区的份额从17.7％下降到13.9％；中国在全球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增长了10.1个百分点，达到19.7％而。美国政客总是指责中国制造业抢占了美国制造业的份额。从数据上看，中国制造业的确获得美国制造业部分市场份额，但中国从其他国家获得了更多的制造业份额。

（二）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在提高

尽管美国制造业在绝对就业机会和美国国内就业中的比例都在下降，但这不是因为美国制造业活动萎缩，而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和工人的绝对或相对生产率在提高。美国制造业吸纳就业下降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技术变革和行业内变动。美国制造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和创新的推陈出新，促使企业在不通过投资更多资本和更有效使用劳动力的情况促进产出。自1987 年以来，制造业所有工人的每小时产出增加了2.29倍以上。相比之下，所有非农企业的生产率大约高出1.91倍。值得注意的是，耐用品制造商的增长甚至更大，接近34年前人均产出的2.7倍。这种趋势使得美国制造业对工人需求转向技术熟练型。从薪资方面看，1987年至2011年期间，制造业就业成本指数（ECI）相对于所有行业工人的ECI仅下降2%。这意味着制造业薪资并没有放缓，只是由于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导致制造业劳动力报酬占比的下降。美国制造业行业内部变迁是影响制造业薪酬的另一主要因素。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不断萎缩，整个美国制造业具有更高的资本密集度。在1980年至2009年间，只有16%的制造业薪资下降是由于行业间的产出份额变动而引起的，而84%的薪资下降是由于制造业内部变化而引起的。

（三）美国制造业在全球参与中保持了制造业竞争力

美国跨国公司国外业务通常是对国内业务的补充而非替代，对制造业的离岸业务增加与美国制造业规模和实力增加呈正相关关系，美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与该公司在美国国内活动增加正相关。当美国公司将其国外子公司的就业人数增加10%时，该企业在美国本土的公司就业人数平均增加4%。该公司在其国外子公司的支出和出口增加约4%时，其国内公司的研发支出增加5.4%。由此可见，离岸制造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美国研发的增加，正是美国制造业增加竞争力的核心所在。美国的跨国公司将其相对例行的制造业生产环节离岸外包，但在美国本土保留了最复杂、最个性化的生产环节。基于美国在比较高技能和非常规任务（例如创新、工程和管理）而不是常规任务（例如基本装配）上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这种离岸外包促成了美国制造业的专业化，而这种专业化实际上在美国创造了更多高技能和更高薪的工作。此外，数量众多的美国中小企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也不像政治家所描述的那般困难。15%到33%的制造业中小企业生产成本都位于低工资国家竞争对手生产成本的中值，而生产率都高于其行业低成本竞争对手。

美国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特点

美国制造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国际竞争力，不能简单将制造业变化解释为“衰退”。美国政客们用“21世纪前十年是美国制造业毁灭的十年”等煽动性言语掩盖了制造业结构性变化的事实。美国制造业通过聚焦高端制造业，各行业不同程度的集散改变、创造新型就业岗位等方式维持了核心竞争力。

（一）行业变化：聚焦高端制造业

颠覆性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美国制造业。一直以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但美国的生产率水平弥补了这一差异，3D打印、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利用提高了生产率，使美国成为高科技制造公司投资的诱人之地。2019年，美国制造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从2005年的4999亿美元跃升至1785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占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40%。202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前8位的制造部门是化工、电脑及电子、食品饮料及烟草、航空航天及其他运输设备、机动汽车及零部件、机械、金融制品、石油和煤炭产品。从2021年第一季度工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来看，前几位分别是化学产品占1.9%、电脑及电子产品占1.5%、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占1.3%、石油和煤炭产品占0.8%、机动汽车及零部件占0.8%、机械占0.7%、航空航天及其运输设备占0.6%。

从数据看，美国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产业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航空航天及其运输装备行业和军工行业。这些行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强竞争力的特点，是“制造业的皇冠”。该领域排名前十位的美国制造商即使在2020年疫情冲击下也大多实现了盈利增长。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收入增长9.34%，雷神公司技术公司收入增长24.78%，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收入增长8.74%，洛克达因航太控股公司收入增长4.60%，BWX技术公司收入增长12.06%。

第二类是汽车的设计和制作，涉及机械设备、自动化、计算机、材料等较多制造领域，体现国家制造业综合水平的行业。此类别的生产方式由传统的大批量、单品种生产向小批量、个性化生产转变，由生产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生产方式转变。这种柔性生产有小规模、定制生产、零库存的优势。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三大汽车产业巨头普遍实行精益生产，计算机辅助涉及制造融入生产线，大量新材料和电子系统应用，使得个性化生产和大规模定制得以实现。

第三类是医疗行业，制造业中创新含金量最高的行业。欧盟委员会公布的《2019年全球企业研发投入排行榜》数据，2019年美国有5家生物制药公司在全球研发强度最高企业中排名前十；根据《2019年世界最具创新力公司榜单》，入选该榜单的10家生物医药领域公司全部来自美国。美国制造业的研发支出从2000年的1842亿美元增加到2019 年的2936亿美元。医药占所有制造业研发的 30.6%，达898 亿美元；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占17.9%，半导体和其他电子元件占12.6%以及汽车和零部件占9.2%。相比而言，劳动密集型、技术成熟型、资源消耗型行业，如皮革、造纸、印刷、塑料和橡胶、金属制品等传统或基础制造业，发展趋于稳定，年增占率为3%以内，仅在国内保留涉及、个性化定制等附加值较高的部分。 

（二）空间变化：不同技术类型的制造行业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集散变化

美国中等技术类制造业从大都市转向郡县。计算机和电子、运输设备、化工、机械和食品生产行业，由于其高度的专业化特性，空间上表现出新地理集群，从大都市转向郡县。这类制造业的最初地理迁移主要是寻求低工资制造业地区，主要体现为向南迁移。从2000年以后，美国中等技术制造商开始转向寻求集群和多样性优势的地点，而远离那些主要基于低工资的竞争优势的地点，从人口稠密、地处中心的大都市区转移至可为制造商提供最大多样性优势的郡县，形成同行业或相关行业公司的新地理集群。这种集群使制造商更容易接触到专业的工人、供应商和客户，并使他们更容易获得提高绩效的生产方法。制造商还可以受益于其所在的地理区域一系列不同的行业，更容易获得工程、金融、法律服务和管理咨询等服务。

美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分散在各大都市区。由于高技术产业的技能、研发或供应链需求差异大，不易从产业集群和规模经济中获得益处，因此地理位置分隔开来，大多位于不同的六个大都会区：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爱荷华州锡达拉皮兹市、南纳西州克利夫兰、爱荷华州迪比克、伊利诺伊周韦恩堡和俄亥俄州曼斯菲尔德。有52个都市区主要聚焦制药业，61个都市区擅长计算机和电子，44个都市区主要从事航空航天业。 

美国汽车制造业则经历了从分散到空间集中，然后再回到分散的地点进行制造的过程。最开始的空间集中阶段，目标是规模经济提高生产力，进而形成以高密度大都市区，特别是大都市区的中心县为中心的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以密歇根州主导的五大湖地区南部的东西走廊。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日益常规和成熟，这些地理集中的优势作为工业位置的决定因素变得不那么重要，生产成本相对凸显出来。于是技术密集度较低的部分在地理上变得更加分散，并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如外围的大都市县和非大都市县。汽车产业集群扩展至阿拉巴马州南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是高技术含量产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分散，为接近市场和供应商，降低汽车运输成本，汽车产业在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投放更多生产线。

（三）就业岗位变化：技能型和服务型岗位融合

美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形成融合促进的态势，也因此改变制造业就业岗位类型。“工业4.0”浪潮促进多种技术创新融合，为美国制造业带来批量的智能生产、经济高效的自动化工厂、可高度定制化生产的生产线。比如，物联网传感器将实时数据输入分析系统实现远程调整机器；协作机器人可处理危险任务并消除安全风险；3D打印可生产复杂的多材料组件和最终产品；协调分布式供应商网络的新应用程序；快速仿真平台进行设计等。这对生产性服务业岗位产生巨大需求，并将其作为生产资料一部分再次投入生产，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